这是前天晚上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教育改革专题采访的郑强留下的印象。
他曾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自2012年6月起担任贵州大学校长。对于这位高度个人主义的学者，他的学生受到追捧，称他为“强哥”，称他为“最傲慢、最愤世嫉俗的教授”。
当“强哥”与教育改革发生冲突时，会吐出什么样的“金句”？
高考不会持续很久。改变高考的评价标准很重要。
记者:今年NPC和CPPCC的关键词是“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是最重要的。过去的教育改革积累了一些问题，如教育公平、应试教育的弊端等。你认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郑强:以高考改革为例，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修改的问题。高考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过时。首相说，“不要任性”。我认为在改革的旗帜下进行尝试时，我们也应该非常谨慎。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比高考分数更重要，那就是把高考的评价价值转化为对孩子幸福和人生观的认可。我一直强调这个句子。那些在中专学校学习的人和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也会很开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在便利店收钱的孩子和在大学里的孩子的眼睛是一样的。
再补充一点，这需要教育者依靠他们的灵魂和文化来引导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指导相信扫地的清洁工和采煤工也是成功的，那就太好了。
谈恋爱、哄老婆都靠中文，所以中文的分量很大
记者:既然大家都认为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竞争方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考试中达到最公平的最大公约数呢？
郑强:在考试水平上，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全面的调整，这可能会冒犯一些外语教授——外语并不是说学习一门非母语的语言就叫做外语，外语是一种工具，你不可能只靠英语就在美国混得领先。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实际上与文化有关。因此，我一直说，不要只教中文就教中文，这是教一个民族的根本。你在教这个孩子余生的情感之根。如果没有别的，你需要中国人去恋爱，中国人去哄你的妻子。因此，汉语非常重要。就我个人而言，我建议增加中国和中国历史考试的份额和比例。
连厕所都做不好。培训诺贝尔奖得主怎么样？
记者: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新常态”。你认为教育的“新常态”是什么？
郑强:我们的教育者必须首先理解教育的本质。它是灵魂的教育，文化的建立，境界和崇高理想的提升。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几千代人的问题。什么是教育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我们教育者应该冷静下来，慢慢学习。
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么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也就是说，我们过早扼杀了孩子们对科学的向往。中国孩子学得不算太晚，但是太早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不是学得轻，而是学得太深。就像庄稼一样，不该成熟的时候就不能成熟，肥猪肉不好吃。说我们已经学会了研究生在小学和中学应该学的所有东西，然后我们就成熟了，这是在毁灭我们的孩子。因此，我说教育应该遵循基本法，而不是快或深。
我们不需要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一个国家的大学水平很高。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很自然的。相反，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是一样的。你连厕所都做不好，你还能说什么？
许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这很可怕。
记者: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郑强:如果中小学要改革，我希望进一步加强体育和艺术教育。一个人的精神是由他的身体支撑的，不管一个人有多伟大，他都不会生病。当时，我在浙江大学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在被大学录取的学生中，近视率达到了85%，其危害不亚于烟雾。中国的教育确实让孩子们失望了。如果动物世界结束了——站在她旁边的母老虎认为她是她的母亲。然而，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现在我发现许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甚至没有孝顺父母。这太可怕了。教育回归正常意味着人回归人性。
哪一天西方的孩子会做梦，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记者:作为人大代表，你能谈谈你对履行职责的感受吗？今年你有什么建议？
郑强:我认为当人大代表想讨论国家时，他们不能被当作“劳动模范”。因为这不是荣誉，而是更多的责任。今年我提出了五条建议，都是关于教育的。
记者:你在贵州大学已经快三年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郑强:当我和贵州大学的孩子们交谈时，我只想鼓励那些贫困的孩子和那些高考分数不高的孩子。我经常说一句话，考上名校用尽吃奶的力气的孩子可能没有机会——这句话我敢说在北大、清华，基本上考上北大、清华的孩子吃奶的力气已经用光了差不多，考上贵州大学的孩子，还有余力、努力和成功的希望。
现在，我想在各种场合说一句话。如果我们能“飞起来”，探索月球，运营高速铁路，中国可以为所欲为。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认为中国梦不仅仅是在长江三角洲和北方地区。它不能只在北京大学和清华的孩子们身上有梦想。真正的中国梦是贵州的孩子和西部地区的孩子做梦。
记者:你给浙江大学的学生带来了什么信息？
郑强:浙江大学的学生有江南学者的优雅，但缺乏清华学生的英雄气概。这是我的希望。
